习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重要论断结束了法学界长达20年的一个争论——“改革是否可以违法”，或者说是否存在良性违法的问题。
良性违法论者认为，只要合理的，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就可以违反宪法法律。否定论者认为，在法治国家中，包括改革在内的所有行为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否则宪法法律就会以各种改革之名被践踏。
良性违法论者背后潜藏两重理由，一是社会发展优先；二是法律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坏的，或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律可能是非常不健全的；实际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法律不完善的现象普遍存在。此时，法律应该让位于社会发展。
否定论者认为，法治必须首先是形式法治，即使不健全的宪法法律也必须得到遵守。只有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公平正义。不遵守宪法法律，就没有形式法治，也就不可能有更高级别的实质法治。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守宪法法律，首先做到形式法治。但不可否认的是，良性违法论者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即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应该制约社会发展。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表明，改革都必须“守法”，这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同时，按照亚里士多德观点，“良法”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并且在逻辑上，“良法”是“守法”的前提。
据此，“改革”要“守法”，“改革”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良好的。要保证改革所依据的法律是好的，必须在“依法改革”的同时，推进“法治改革”。
从广义上看，法治改革也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在依法改革的同时，也必须依法推动法治改革，或者说狭义的法治改革与狭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依法进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包括宪法法律在内的各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