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视听表演”工作者及作品？

《北京条约》是聚焦于表演者权利保护的国际条约，该条约赋予了电影、电视等作品的表演者，依法享有许可和禁止他人使用其在表演作品时的形象、动作、声音等一系列表演活动的权利。

根据《北京条约》，“表演者”系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对文学或者艺术品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进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表现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表演的其他人员。

“视听录制品”系指活动图像的体现物，不论是否伴有声音或声音表现物，从中通过某种装置可感受、复制或传播该活动图像。早期的DVD、VCD等均属于此类“视听录制品”，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电影技术还处于无声时期，诸如世界默片大师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城市之光》等无声影片，也属此类。

《北京条约》明确了演员哪些权利？

《北京条约》是一项旨在全面保护演员和其他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条约规定：表演者对其以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享有四种经济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提供权；对其尚未录制的表演，享有三种经济权利：广播权、向公众传播权、录制权。条约要求，每一缔约方，必须确保依照其法律，可以提供执法程序，以便能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对条约所规定权利的任何侵犯行为。

根据条约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专有权，并可以对其表演授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复制权。表演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者形式对其以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直接或者间接地进行复制的专有权。

第二，发行权。表演者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者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以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的原件或者复制品的专有权。

第三，出租权，表演者应享有授权按缔约各方国内法中的规定将其以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的原件和复制品向公众进行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即使该原件或复制品已由表演者发行或经表演者授权进行。

第四，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表演者享有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

“广播”系指以无线方式的传送，使公众能接收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表现物；通过卫星进行的此种传送亦为“广播”；传送密码信号，只要广播组织或者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了解码的手段，即为“广播”。

“向公众传播”表演系指通过除广播以外的任何媒体向公众传送未录制的表演或视听录制品录制的表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条约》规定，“向公众传播”包括使公众能听到或看到，或能听到并看到以视听录制品形式录制的表演。

《北京条约》规定的表演者的各项权利，中国现行著作权法除出租权和广播及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之外，都有规定。不过，根据条约规定这两项权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作规定。对于出租权，如果一个国家并未因商业出租行为导致复制视听录制品的盗版行为泛滥，就可以不规定出租权。目前我国出租DVD等视听录制品的现象并不多见，尽管如此，著作权法修改中仍增加了表演者的出租权，这体现了较高的保护水平。关于广播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国在加入时可以声明保留。如果中国加入该条约时未声明保留，则需要通过修法赋予表演者广播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

国际上很早就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多次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保护缔约国表演者的知识成果。《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条约》（罗马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三大国际条约对声音表演和视听表演都进行了区别规定：对于表演者同意录制的CD等录音制品，他人要进行复制、发行和网络传播，必须经过表演者的许可。但表演者一旦同意以视频方式对其表演进行录制，他们将不再拥有表演者权。

简单地说，对于“beyond”组合许可录制的CD，三大条约的缔约国有义务规定：未经他们的许可不得翻录。但对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许可录制的京剧表演的DVD，他人翻录需要获得词曲作者、录音制作者的许可，但三大条约的缔约国没有义务规定这种翻录需要得到表演者梅葆玖的许可。演员的权利保护力度强弱立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作权法在保护表演者时并未区分声音表演和视听表演，这意味着我国对于表演者的保护水平超越了三大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

而在《北京条约》之后，词曲作者和歌手等声音表演者享有的复制、发行等权利，电影演员等视听作品的表演者也将享有。那么，梅葆玖先生的表演不仅能在国内获得保护，一旦其表演录像作品出口到国外，只要该国加入《北京条约》，并根据条约完善了对视听表演的立法保护，他同样能在该国就其在视听录制品中的表演，享有复制、发行、网络传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