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已完成部分项目工程费用。对于工程量清单中记载的已完工程项目，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由承发包双方办理结算。即施工合同价中能客观反映承包人成本和利润的价格，应当按原合同价执行；过分高于或过分低于实际价格的，应当通过其他间接证据（如分包价格、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等）确认真实产生的费用，并由主张进行价格调整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

2.临建工程费用。在建设过程中，前期临建工程是所有工程项目开工的第一步，项目部驻地建设、施工便道、便桥的搭建、钢筋场、拌合站、实验室的搭建等工作，均需要在正式开工之前准备完成。甚至在中标通知书下发后，发包人就会要求承包人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当合同解除后，该部分临建工程费用如果仅按照施工合同中的临时工程价格计算，可能与承包人的实际成本相差较大。承包人也应当注意保留相关的分包合同、结算单、转账凭证及发票等，并注意保护现场以便裁判者、鉴定机构可以查看。若有必要还可以申请证据保全或邀请公证机构现场公证。

3.已为本项目购进的原材料、设备。为工程建设需要，停工或合同解除以前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购进的材料、设备，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索赔。但承包人应保留好相关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结算单据等。同时承包人还应注意保存材料、设备的原物，做好保管义务。因为一旦该笔费用被判决、裁定支持，相应的材料、设备原物应当移交给发包人。如果在此期间发生遗失，承包人应当负有赔偿责任。

但是对于该部分的主张，笔者认为由于法律上对于守约方扩大的损失并不会支持，因为在发包方已经向承包方通知解除合同之时，在获得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承包方应当及时的将已经购入的材料、设备转手或者出租，以减少损失的产生，而后向发包方就差价的损失部分主张赔偿责任。

在(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市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2011年7月20日的工程联系单中监理单位已经签章确认确实存在因昌隆公司原因导致江苏一建窝工81天的事实，但签证单中并未确定损失数额，也没有涉及停工损失的计算方法。江苏一建虽就该损失数额也申请进行鉴定，但因其提供的停窝工损失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其自己记载、单方提供的工人数量、名单、工资数额、现场机械数量等等，昌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客观真实性难以确定，以此为依据得出的鉴定结论能否采信也存疑，故未对此委托鉴定。鉴于此前双方在施工过程中也曾发生过8天停窝工，双方协商的补偿数额为7万元，基本可以反映出停窝工给江苏一建造成的损失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酌定该81天停窝工损失为70万元。”据此可以认定工程联系单中有监理单位的签章确认，可以证实存在停窝工的事实。

同时在（2018）最高法民终1313号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与本溪庆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承包人要求赔偿停窝工损失的，应当就停工原因、损失已实际发生以及损失具体数额等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对于承包人为本工程项目投入且实际发生了其他费用，只要承包人拥有实际发生的费用成本材料、与停工相关文件资料、相应票据作为支持，那么就可以考虑主张索赔。承包人如欲主张停工损失索赔，应特别注意相关证据材料的收集、留存并及时履行通知义务，避免更多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在（2020）最高法民终1042号法院判决中关于分包分供撤场补偿费用应否调整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案涉合同第22.2.4（4）款的约定，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金额。鉴定机构已根据城建公司提供的合同等相关证据，计算该笔费用为4494918元，并提供了城建公司和第三方的结算汇总表及转账凭证等。经本院审核，其提供的与北京市恒物天瑞电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协议》所涉的资金占用费449055元、与沈阳满通钢材有限公司的《钢材结算单》所涉钢材利息补偿金15万元，已经作为索赔项目计入。城建公司主张的撤场补偿费，鉴定机构已根据其提供的与四川省仪陇县新兴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阜阳市嘉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新世纪京喜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表计算了123万元分包分供撤场费用不应支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城建公司关于分包分供费应增加4494918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从上述法院说理部分可知，法院对于该部分费用的支持需要施工方提交合同、结算决议以及转账记录，施工单位需要做好上述证据材料的保留工作。

另在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923号最高院审理的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中，法院认为“万学才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学才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援引至此，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承包人因发包人单方违约违法解除合同或延期支付工程款而提起诉讼，承包人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等，应当是属于因对方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故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在主张实际损失时可将律师费、公证费等为主张实际损失而花费的正当费用列入其中。

上文讨论的是合同有效且发包方提出解约的情形。若对于双方均有过错导致的合同无效进而发包方解除合同的，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后，承包方仍然存在损失的，可以根据过错程度依据本条款要求过错方赔偿由此遭受的损失。

若完全是由于承包方过错导致的合同无效进而导致发包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则根据过错原则，承包方上述主张则无法得到支持。

参考法条

《民法典》第58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