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会场再现

弄堂里的群英会

1925年1月11日-22日，上海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共四大正在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一栋石库门房子。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由于一直担任共产党的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主任。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来了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中央局委员。

大会上几个朝气蓬勃的面孔也颇为引人注目。周恩来担任了大会主席，这位27岁的年轻人，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10月份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初次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明敏干练，应付自如，对大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充分表现出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的本领，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湖南代表李维汉不苟言笑，每遇争论时，先不说话，到最后才站起来斩钉截铁地总结，因此被张太雷戏称为“实力派”。

酝酿已久的这次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的记录员郑超麟，虽然做了大部分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诞生14项文件

1925年，平静的中共四大诞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决议案。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等问题在探讨与争鸣中取得共识。对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党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份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次秘密会议通过了14项文件，大会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

1925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的狂飙迅疾席卷全国，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五卅运动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返回湖南的毛泽东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河山。1927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共产党员共有994名，至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万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发展至5.79万名。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迈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摘编自2012年11月6日《解放日报》 李红/文）

（本文来源于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