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来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制定符合农民需要的土地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舞他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之中，爆发出了摧毁旧世界的巨大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认同并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首先，对农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的灌输。这一时期，我们党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不仅组织党内学习，还面向党外群众，扩大学习范围，使更多的农民群众接触、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其次，为促使农民尽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党通过召开群众性大会、田间地头访谈交流以及开设短期培训班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与阶级路线的宣传教育，唤醒并强化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认清革命的前途，最大限度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再次，总结了过去宣传工作出现的“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的失误，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经常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深入了群众，赢得了群众支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党的宣传教育影响下，农民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建立新中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目标。

想农民之所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一直是我们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实践时，我们党宣传土地革命思想，动员农民“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一切公共土地”等以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设置了以乡为最小分配单位的要求，逐步探索制定出了旨在满足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

早在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开展之前，我们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间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毛泽东通过对宁冈的坝上、永新的秋溪一带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初步制定出土地政策后，我们党一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在革命实践中探寻政策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一边继续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工作来引导农民，提高他们对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认识，推进政策的广泛有效落实。我们党通过领导农民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丰富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潜移默化，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针对农民群众理论、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我们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宣传策略，采取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注重运用标语、墙报、画报等多种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农民群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有效推动了农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汲取与吸收。如张贴的标语，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用来宣传共产党、红军性质、宗旨的；有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彭湃，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他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烧掉自家田契，深入农户宣讲党的政策，帮助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吸引农民，让农民感到亲近，他教农民记账、学珠算，把革命道理用当地方言编成歌谣、话剧，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通过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既使农民学到了实用知识，又使农民受到了革命思想教育，使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

灵魂引领，唤起农民的全面觉醒。党在农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农民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与接受，成功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帮助农民改变了自身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有效地推动了农民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政治素质方面，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农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掌握的理论应用于农民运动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使农民从宗法观念的迷醉中觉醒，使之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勇敢地向传统宣战，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宣战，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思想素质方面，我们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逐渐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走出蒙昧无知，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即如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有些地方，如在福建、安徽等地，一场农民运动，往往能够吸引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文化素质方面，基于这一时期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也基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实际，我们党创办了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工农文化教育组织，把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识字做起，逐步提高，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力，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本文来源于【理论网】《学习时报》李成林）